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在由于技术的原因使得竞争难以充分的产业，政府的规制被认为是必要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选择。在历史上，电信、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等网络型公用事业是自然垄断行业的典型代表，由于投资巨大、资产专用性强和规模经济等特点，这些产业往往受到政府的规制，或直接由政府所有，实行垄断经营。但在过去20年来，垄断经营和传统的规制逐步被世界各国所放弃。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网络型公用事业中某些部门的自然垄断特征正在弱化，甚至完全消失，因而垄断经营的经济学理由已不复存在；二是传统规制失灵造成了严重的效率损失和财政困难，用竞争代替规制成了经济上和政治上最为可行的选择。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放松规制和引入竞争的浪潮几乎席卷了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试图通过对这些行业实行治理结构上的变革和创新来达到改进效率、降低资费的目的。
  围绕着规制和竞争，经济学家们发展了新的经济理论来研究这些网络型公用事业，其中做出最具影响力贡献的是拉丰和泰勒尔，他们对新规制经济学的框架进行了迄今为止较完整的阐述。《产业经济学译丛》介绍的第一本《电信竞争》就是他们的主要代表作，当时我曾向信息产业部张春江副部长推荐了这本书。《电信竞争》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提供不同强度的激励机制和定价问题，着眼于用最优规制理论和原则分析规制政策。不可否认，他们为网络型公用事业的学术研究所做的框架性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们似乎也发现，《电信竞争》一书忽略了（至少是未充分分析）制度因素的作用无疑是个缺憾，因为制度禀赋、产权形式对于解决公用事业的所有制和规制问题，尤其对于提高长期绩效和投资激励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而本书的作者戴维·纽伯里教授则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
  戴维·纽伯里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本书中，作者融合了产业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和比较制度经济学等理论，以一个应用经济学家独到而敏锐的眼光，通过对网络型公用事业放松规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大量丰富、翔实的案例的考察，评价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分析了私有化与自由化（结构性改革）之间存在的天然的互补关系。作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公有制和对纵向一体化网络型公用事业进行传统的成本规制都存在着被困在非有效均衡区的风险，打破这种非有效均衡的方法是将私有化与结构性重组相结合，自由化与适当规制相结合。
  规制与竞争问题可以归结为关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争论，而平衡各方利益和力量的制度安排无疑反映了这些争论中的思想。如何看待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如何权衡规制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成本，如何探索建立良好的制度安排以解决网络型公用事业特殊问题，是纽伯里教授贯穿本书始终的主题，也是世界范围内试图或正在推行公用事业改革的各个国家冥思苦想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改革已经开始，有些产业如电信业已经初步搭建起了竞争的平台，规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入。有关的竞争与规制问题也引起了国内理论界和实业界的激烈讨论，我的打破垄断和民营化的主张是学界皆知的。应该看到，中国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改革还缺乏完整、清晰的理论和政策框架，相应的学术研究在着眼于中国经济制度环境方面还缺乏深刻、成熟的理解。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不同背景环境、不同经济体系下各种制度安排特点的脉络，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无疑会对我们探索符合国情的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有效而持久的改革之路有所参考。
  中国公用事业（特别是电信业）的改革与英国公用事业的改革形成一个显然的对比：英国的改革从私有化开始，中国的改革则从国有企业内部引入竞争开始。如果说，英国的经验证明没有伴随结构性改革（引入竞争）的私有化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的，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引入竞争而不实行民营化的改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中国的电信领域，竞争刚刚开始，但“竞争”已呈现出了恶性化的特征。我预期，如果不对电信业实行民营化改革，政府就只能继续实行价格管制，否则，恶性竞争将导致整个产业的危机。当然，车到山前必有路，问题暴露出来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会太远。所以，改革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
  我相信，现代经济科学的成果和中华民族的努力一定能使中国的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改革卓有成效，就象发达的现代医学和乐观的生活信念没有使曾患癌症的胡汉辉主编走上绝路一样。
  受梁晶教授和胡汉辉教授的委托，是为序。

联系人：胡汉辉教授　huhh@seu.edu.cn　Tel： 025-83792569